专访陈楸帆: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北京时间8月23日,《三体》拿到了“雨果奖”。这让陈楸帆兴奋了好一阵,不仅为了哥们儿刘慈欣斩获全球最高科幻文学荣誉而高兴,同时作为科幻作家,他终于看到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价值观受到国际关注和认可。就像《纽约时报》说的那样,“《三体》有可能改变美国科幻小说迷的口味”,在美国顶尖科幻小说以外星人入侵为传统题材时,其实读者对《三体》这类黄金时代经典科幻小说的需求并没有消失。

究竟什么才是科幻?

每当有人介绍陈楸帆是科幻作家时,他常遇到类似的尴尬情景:“哦,就是那个哈利·波特吧!”“我看过!就《鬼吹灯》那种嘛,你们很赚钱的哦!”陈楸帆“呵呵”地一笑而过。科幻文学看似有着复杂的结构、体系,但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无非具备两种功能:娱乐和启发性。在陈楸帆迄今发布的40余部科幻作品里,没有机器人大战未来战士,也看不到奇异的宇宙飞船和太空建筑,科技与想象更像是载体,帮助读者进入到他构建的系统之内,陷入对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思考当中。

“科幻是拯救大脑的方案,科幻不仅是小说,而是思维模式。” 30岁之前,陈楸帆不太愿意和别人走得太近,喜欢和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30岁之前,我的经验来源更多是书本上的知识、二手的经验。”

自打小学一年级父母给陈楸帆办了一张借书证开始,他便开启了大量阅读的体验,以几乎一天一本的速度,从科普、文学、古典、到医书、甚至是技术手册和字典,陈楸帆毫不吝啬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在图书馆里认识了这个世界。

初中时,陈楸帆读了A.C.Clarke 的《与拉玛相会》,那是一部充满了宏大场景,与不可知论的硬派科幻小说,风格上是极其自然主义和硬朗的,与很多科幻作家不同的是,克拉克不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试图在故事里探索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本书促使陈楸帆萌生了创作的冲动,16岁,他发表了第一部科幻作品《诱饵》,并获少年凡尔纳奖一等奖。第一次尝试写作即获得肯定,的确为陈楸帆走上科幻之路起了推动的作用。

30岁之后,陈楸帆更多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接触,吸取他们精神层面的力量。“这就是我思维方式上非常大的变化之一。”陈楸帆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很重要,他尝试和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交流,观察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审视每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性格因素。而这些经验,又逐渐累积出他作品中的原型、素材、灵感。正如陈楸帆的很多小说中,你找不到对未来硬件的华丽描写,却总能在故事中感同身受。

2014年3月,陈楸帆的中篇小说《鼠年》被选入《美国年度最佳怪异故事》,这也是中国科幻作家第一次被选入美国科幻奇幻年选。与我们认知的科幻小说不同,《鼠年》里的主人公仍然使用MP3,小卖部里的公用电话,学校里挂着“爱国拥军伟大,灭鼠为民光荣”等陈旧标语,这些元素更贴近现实、甚至怀旧。

陈楸帆告诉钛媒体,“我写作的时候一般先会有一个意向:可能是某一个词或场景给我特别大的触动,然后从这个点出发,发展出背后的故事。”

在写《鼠年》的时候,陈楸帆先有了这么一个概念:人和老鼠没什么区别,都是群体性的社会动物。其中人的异化是陈楸帆试图探讨的主题。故事中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可以参加去打老鼠的活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老鼠也有自己的宗教和内心世界,而人类越来越像老鼠。故事的结尾,陈楸帆对自己所提出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那些复杂、微妙、超乎人性的举动,仅仅是基因调制和程式设计的结果呢,还是说,在那张毛皮底下,的确存在着某种智能、情感、道德,乃至于——灵魂?”

科幻是最具有“问题意识”的文类

看陈楸帆的小说不会觉得枯燥,即使你不是“技术流”,你也会被他幽默的语感,戏剧化的情节带入其中,继而无法停止思考。而我们思考的,正是陈楸帆所设定的“母题”。

每个作家在创作之初,都会设定一个母题。有些作家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在反复探讨、深化、升华同一个母题,在纷繁的故事、人物与情感下,其实都能异化为对单一元素的变奏、赋格或者复调。比如对话、孤独、性爱、复仇、贪婪或者乡愁等等。也有的作家看不出来明显的单一母题。

专访陈楸帆: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陈楸帆属于前者,他在自我剖析时说:“虽然我创作资历尚浅,但是通过有意识的回顾,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我发现在创作里确实贯穿着这样的一个母题/主题/意象:异化。”

他所称的异化包括了生物上的变形、疾病或变异;心理学上的疏离扭曲、分裂;社会体系/人际结构上的隔离、对立、变迁。比较鲜明的作品包括:《坟》(2004)、《丽江的鱼儿们》(2006)、《深瞳》(2006)、《递归之人》(2007)、《第七愿望》(2007)、《双击》(2009)、《鼠年》(2009)、《丧尸》(2009)、《开窍》(2011)等。这些都是通过技术变革作为其诱因或结果出现,属于比较明显的“异化”母题。

“事实上这也是我对科幻小说这个文类钟情的原因,可以从一个极端真实的语境出发,通过可理解的/逻辑自洽的条件外延及思想实验,将文本中的情节/人物推向一个极端超现实的境地,从而带来一种惊异感及陌生化效果。”在陈楸帆看来,当代(或近未来)中国这个大背景下,本身就是一片异化的最佳试验田,即使遭遇发表坎坷,他也执著地坚持思考、体验、和书写中国科幻故事的缘由。

大部分陈楸帆的粉丝都是因为《荒潮》认识,并喜欢上他的。这部陈楸帆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科幻处女作,也得到了刘慈欣的极力推崇:“以罕见力度刻画出一个我们在有生之年就可能身处其中的近未来时代。资本入侵对生态的破坏、人机融合、族群冲突,这些现已开始的进程将塑造一个超出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和机器同时开始升华与堕落,创造出邪恶与希望并存的史诗。”

《荒潮》中,“硅屿”的原型贵屿,离陈楸帆的老家很近。这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镇,遍布着3200多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从业人员多达7.5万人。这种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在创造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同时,也把这里变成广东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选择以家乡为蓝本进行创作,这与我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有关,将变化中的中国的痛苦书写出来,恰恰是因为我非常渴望看到它逐渐变好。”

家乡的变化,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最为真切的,每一个写作者都无法逃避自己的乡愁。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塑造是全方位的,且影响深刻到足以持续一生。陈楸帆18岁离开家到北大读书,几年、十几年后再回头看广东,那简直就是一个科幻的地区,那里有最先进发达的科技思想,与最为落后保守的风俗观念。从历史上看,广东总是开时代风气之先,是诸多变革的源起之地。而21世纪的今天,陈楸帆希望广东同样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将影响力辐射到全国、亚洲甚至全球。

除了《荒潮》,陈楸帆的很多作品里都涉及到人性、社会、哲学等范畴的拷问与探索,作为科幻作家,陈楸帆就像是杞人忧天里的“杞人”,他的“疯话”的确会让很多人开始仰望星空。“所以科幻也许才是最具有‘问题意识’的文类。”陈楸帆说。

作为“问题意识”的代表作,颇具争议性的《G代表女神》里那些看似有些过火的情色描写,却正是不断提醒人们,新时代崇尚的“性革命”只是让一种观念流行,参与运动中的每个人不再对性进行探索,反而丧失了可能性,最终建立的只可能是虚假的乌托邦。萨特曾说,人类有3种基本体验形式:“存在”、“行动”和“拥有”。在这篇小说里,人通过观察所拥有的性体验来认识了解自我。

G因为对性高潮的熟练驾驭,掌握了性高潮的所有权。观众们则利用共同分享投射在G身上的性幻想,感受群体的存在感。每一个观众都只是通过群体一分子的身份,来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处境,自我的身份反而丧失了。所以,《G代表女神》其实陈揪帆思考的是体验与处境的关系。

在2012年星云奖“科幻照进现实”的高峰论坛上,陈楸帆参与了“科学现实主义”的讨论,他认为科幻应该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它可以谈论目前很多主流文学没有谈论的事情,包括雾霾现象、环境污染、族群的对立与对抗等等,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可以借用“科幻”这一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科幻”其实就是一种隐喻,包括《乌托邦》、《1984》等等很多科幻作品,作家们都无法逃脱现实的土壤。所有想象都是从现实变形而来的,作品将现实做了一些取舍,包括一些扭曲、变形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这就跟现实拉开了距离,形成“科幻”。同时,在“问题意识”上,作家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寻求一个立足点,代替科技发展中的“what if”。陈楸帆强调:“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框架,等于给这个社会带进了一个变量。会产生什么样的链式反应,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包括对每个个体的命运,对族群的命运,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读陈楸帆的科幻小说,却会基于当下进行思考的原因所在吧。

专访陈楸帆: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10问陈楸帆

(提问者系钛媒体记者胡勇)

1

钛媒体:中国科幻作家尤其以刘慈欣、王晋康等代表,在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的设置上,常常陷入“扁平人物”的窠臼,其根源在哪里?

陈楸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科幻小说本身的类型特征以及作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诚然作为文学类型的一支,塑造人物是其不可推托的使命,但从历史发展根源来看,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更为注重的是基于现有科学事实之上的合理推测与想象,即所谓的“内核”,而所有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来进行服务。大刘和老王都是非常典型的“黄金时代”风格继承者,他们写作风格及审美偏好是在大量阅读黄金时代作家作品之后形成的,王晋康老师更是提出了“核心科幻”的概念。因此,不是他们做不到刻画丰满立体的人物,而是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只需要把角色功能性的一面描写到位就足够了,而更多的笔墨和精力留给了带给读者“惊奇感”的技术想象和场景营造上。

2

钛媒体:《三体》中映射出的作者本人的纳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是否代表了中国尤其是大陆科幻作家的一种基本人文素养态度?在政治正确在西方越来越甚嚣尘上的今天,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科幻作品在向海外推介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阻力?

陈楸帆:我觉得还是要把作品和作者分开来看,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描写或推崇的价值观是否就能够等同于他本人的价值观,这点是可以存疑的(比如韩松老师就经常用反讽的笔法让一些阅读经验较浅的读者产生误解)。更何况在生活中,我所遭遇到的具有这种民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媒体及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公众人物同样在吹捧这样的论调。所以在这种社会大环境里,其实《三体》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样本,来观察中国社会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这一路走来,国民对于科学、民主等诸多现代性概念的接受及认知水平。至于说到海外推介的阻力,我倒不觉得是个问题,国外市场还是相对理性成熟,会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来进行评判。

3

钛媒体:在欧美科幻文学实际上逐渐日落西山的背景下,日本以及中国科幻文学的崛起背后是否有更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科幻的文本作品、动画漫画、游戏及电影的互动和相互促进在日本已经成为工业生产范式,阻碍这种机制在中国成熟发展的最大原因在哪里?

陈楸帆:不仅仅是欧美,也不仅仅是科幻文学,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传统阅读都受到新媒体范式转型的巨大冲击。我不认为日本和中国能够在这股浪潮中独善其身,恰恰相反,所谓的崛起也许正是因为集体的衰退,而整体版图的退潮速度有快有慢而已。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在欧美主流文学圈,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题材或者少数族裔移民作家作品都是受到高度重视,我理解是欧美文化的经典根基已经太稳固太陈旧了,亟需要新鲜的血液和元素来进行冲击,它有一个健康的自我更新的生态。科幻文学也许是在走向衰落,但科幻作为一种风格其实渗入了文化的方方面面,近的比如影视、游戏、动画甚至最新的虚拟现实,远的像服装、建筑、音乐、戏剧及装饰艺术等等,都从科幻中汲取养分和灵感,向更广阔的受众传递科幻之美。

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文化产业领域的工业化程度不够高,缺乏专业化人才,以及政府的“看不见的手”在其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导致整个市场机制没办法建立健全起来。

4

钛媒体:随着《三体》进入大众视野及一系列IP衍生,科幻文学在中国是否正陷入越热闹越危险的境地?《三体》电影和刘慈欣新小说,哪个更有可能戳破中国科幻界的泡沫?

陈楸帆:我个人对于所谓“IP”概念非常不感冒,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适合进行影视化改编,也不是所有改编作品都能获得原著粉丝的青睐。但当整个行业将“估值”(对,就是这个魔性的概念)放在第一位,甚至要求作者根据市场热点去进行创作,完全对文化、文学、文字和内心没有任何敬畏和尊重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疯狂也只不过是再次重复“郁金香热潮”、“股疯”或”楼疯“的历史闹剧而已。当然会有一批人从中受益,功成名就,但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乃至,说句上纲上线的话,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都是一种伤害。

我希望《三体》电影能够叫好叫座,我也希望大刘能够早日写出超越《三体》的新作,毕竟他是中国科幻的一面大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

5

钛媒体:与以《来自新世界》、《杀戮器官》等为代表的成功的日本科幻作品相比,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如何才能具备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并实现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创作的大环境和作者本身的科学文学素养,哪个在此过程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陈楸帆:其实冷静下来想想,日本科幻作品中的风格和价值观就很日本吗?日本文化受到西方影响之深远更甚于中国。我不认为当代中国和存在于古代典籍里的中国是同一个概念,”中国“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在不同人的眼中又折射出许多个棱镜般千变万化的切面。我没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说什么样的作品是具有中国特色或者价值观,我只能说,每个作者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并真诚地去想象和书写,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包藏有一个中国的影子。

6

钛媒体:优秀乃至伟大的科幻作品的根源究竟来自对现实的焦虑还是对未来的恐惧?王力雄的《黄祸》是否属于科幻作品?科幻作家如何处理个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乃至冲突?

陈楸帆:对于我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都是基于一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模式已经被编写入我们人类的基因,左右着我们认知世界与决策判断的过程。科幻或许是我们试图挣脱这一枷锁的努力,但往往会制造出更多的焦虑与恐惧。《黄祸》是非常经典的反乌托邦+末日小说,它对我的冲击和震撼仅次于《与拉玛相会》,但同时也带来一种复杂的不快感。对于我来说,处理这些关系与冲突的方式和其他人没有两样,不要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忧虑,也不要放弃为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去努力。现在有一个词非常流行,“然并卵”,我觉得代表了一种虚无主义和投降情绪,当这三个词轻轻滑出你舌尖时,你就已经被打败了。

7

钛媒体:中国是否存在诞生像 Cyber Punk 那样的新的科幻类型流派的可能性?硬科幻作品是否有可能成为在市场上越来越小众的样式?中医的流行、反基因的大行其道等是否预示着科幻作品中国的成熟繁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在中国,科普和科幻作品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相互推动?

陈楸帆:当然可能,比如刘宇昆就在尝试着”丝绸朋克“,但要成为一种新的流派或者说”亚文类“(sub-genre),单靠一个人或者一部作品是不够的,比如没有人会说《三体》是《三体》派作品的代表作,很滑稽。文学流派的形成是一个学院体系内的历史建构过程,需要时间、权力和话语的共同作用。科幻本来就不应该分软硬,只应该分好坏,传统基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分法其实很粗浅简陋,语言学题材也可以写得很硬,只能说,在当前这种阅读能力低下的市场环境下,需要高知识储备和高认知能力的作品,必然会沦为边缘或者小众,因为更多的人只是用阅读来填补生活的空隙,寻求最直接的感官刺激,而不是一种自我挑战与提升的途径。这与伪科学、大师、谣言大行其道是一脉相承的,人类大脑被设计成为最低能耗模式,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动力和能力去独立思考或者明辨是否。至于科普和科幻,我觉得最好的关系还是各行各路比较好。

8

钛媒体:你最推崇的科幻作家和作品有哪些?你认为被高估的科幻作家和作品又是哪些?您认为最近10年最优秀的科幻电影有哪些?你是如何评价《云图》(Cloud Atlas)与《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

陈楸帆:A.C.Clarke 《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一种冷酷理性的科技宗教感

William Gibson《神经漫游者》—— Cyberpunk的滥觞之作

Ted Chiang的所有作品 ——包含精确与诗意的神品

Paolo Bacigalupi 《发条女孩》—— 新世纪最具”现实痛感“的杰作

H.G.Wells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

所谓高估与否其实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比如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很多人觉得高估了,但是放回到那个历史阶段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只能说我不太喜欢和当下时事或者时效性热点靠得太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大部分经不起时间考验,带有消费性的条件反射效应。

近10年优秀的科幻电影有很多,《阿凡达》、《月球》、《人类之子》、《猩球崛起》系列、《盗梦空间》、《明日边缘》、《机械姬》、《她》、《第九区》、《Wall-E》等等。

我很喜欢《云图》,原著我看过三个版本,我觉得电影能拍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不太喜欢《普罗米修斯》,作为忠实的《异形》系列粉丝,我觉得Ridley Scott正在走向平庸和陈词滥调。

9

钛媒体:为我们描述一下你所构建的未来世界是怎样一个系统?

陈楸帆:敬请期待我的下一部长篇《迷幻史》,那是一个没有网络却处处是幻觉的世界。

10

钛媒体:你当下爱情观呢?会有勇气和外星生物交往么?哈哈哈~

陈楸帆:爱情是一种模式识别,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栽倒在同样类型的异性面前,因为人很难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习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气味相投,literally 气味,其中包含着许多信息素与性外激素,让你的大脑在下意识之间便做出了判断。当然这样说很多女性会觉得不够浪漫,换个浪漫文艺的说法,我们彼此闻到了对方灵魂的质地。

谁知道在地球上隐藏了多少外星人呢,说不定你正在交往的这个就是来自Kepler452b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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